近年來，一種污名化國企的錯誤思潮頗有市場，令人深思，值得警惕。國企在遭遇困境的時候，被罵；在取得突出業績的時候，贏得的掌聲也是有限，更多的還是嘲弄、諷刺甚至罵聲。國企突出的貢獻與實力，與其當前在社會和媒體上的形象和美譽度存在著巨大的不對稱，正在形成一條鴻溝，阻礙人們對國企的正確認知與評價。破解國企被污名化的難題，重點在澄清事實、明辨是非，尤其要對國企改革歷程與存在價值有清晰認識。
做活、做大、做強、做優：國企35年改革歷程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15年，是國企改革的第一階段。這個階段，國企主要通過放權、讓利、經營承包制等進行改革，目標是搞活企業、擴大企業自主權，把國有企業引入市場，提出建立“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經營承包制短期內可以調動企業經營者積極性，但其會造成短期行為，容易忽視企業發展后勁，出現“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問題。到1991年末，國營企業出現了明虧、暗虧、盈利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企業的承包制也就推行不下去了。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之后，打破了思想上的禁忌。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央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企改革進入第二階段。從十四屆三中全會到十六屆三中全會的10年里，國企改革堅持“抓大放小”，收縮戰線，讓國有中小企業退出，讓困難企業破產；轉變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分離企業辦社會的職能，減少企業包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將現代企業制度概括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今天看來，對推動國企改革具有開拓性意義。十五大時，國企改革在理論上有不少創新。如，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并且進一步指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提出股份制是一種重要的資本組織形式。1998年，中央提出，計劃用三年時間完成國企改革攻堅戰，以實現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脫困的目標。到2000年末，國有大中型企業三年脫困目標基本實現，并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
從十六大、十六屆三中全會開始，國企改革進入第三階段。在此之前，國企沒有統一、明確的歸口管理機構，常常是一個國企班子成員可能由五、六個部委來任命。十六大決定成立國資委，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進行重大改革，從體制機制上推進“三分開、三統一、三結合”的改革，即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開，確立了“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資監管重大原則。新型國資監管體系建立，國有企業實現突飛猛進發展。2002年到2012年，全國國有企業營業收入由8.53萬億元增加到42.38萬億元，年均增長17.4％；實現利潤由3786.3億元增加到2.2萬億元，年均增長19.2％；上繳稅金由6960.4億元增加到3.35萬億元，年均增長17％。國企對國家稅收貢獻顯著，2012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10.06萬億元，國企的貢獻超過30％。
在2010年底召開的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上，國資委提出“十二五”時期中央企業改革發展的核心目標：做強做優中央企業、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對每一個中央企業來說，要努力做到“四強四優”，即自主創新能力強、資源配置能力強、風險管控能力強、人才隊伍強；經營業績優、公司治理優、布局結構優、社會形象優。
習近平同志在2009年大慶油田發現50周年慶祝大會上講話中指出，大慶的實踐啟示我們，國有企業的發展和進步，必須同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必須始終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必須突出科技創新這個主題。這四條基本經驗是對國有企業發展50年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未來國有企業發展的指導。
國企持續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2013年世界500強榜單中，中國企業95家上榜，其中內地86家企業，包括45家歸屬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22家地方國資委監管國企。而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最大的500家國有企業全年銷售收入的總和還不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家的銷售收入。
國企的存在價值：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探索中國自己的道路
西方經濟學普遍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但中國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不能讓這種理論來束縛自己，就要獨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道路。中國國企35年改革發展的實踐，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放權讓利也好，經營承包也好，抓大放小也好，混合所有制也好，實際上都是在不斷探尋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方式。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表述，“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公有制經濟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八大強調“三個自信”。自信從哪里來？如果把國有企業搞垮了，我們很難有自信；如果沒有國有經濟的蓬勃發展，我們只能走完全西化的邪路。
中國國企的發展不但對中國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有重要意義，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也有重要意義。有學者認為，世界科學社會主義實踐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即從1917年蘇維埃政權建立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開的75年，社會主義的實踐是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從1992年至今，社會主義的實踐是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事實上，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尤其是國企改革取得的成效，對世界科學社會主義實踐有重要意義，這種意義還會不斷凸顯。
對我們來說，研究國企理論，推進國企實踐，就是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探索中國自己的道路，這樣的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基石。為此，我們需要對國企價值有清晰的認識，需要思想上的定力、方法上的定力，不能被各種紛繁的理論或者來自外界的噪音影響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斷。準確把握國企的存在價值，我認為可從四個維度來理解：
第一，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35年來改革開放探索中國道路的寶貴財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不能改變。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一個是支柱，一個是根基，用詞非常實，也非常重。沒有支柱就塌了，沒有根基就松了。
我國經濟學泰斗陳岱孫先生曾指出，國內西方經濟學研究和教學工作的突出缺點是述而不作、述而不批。在西方經濟學研究中，過去是盲目排斥，現在是盲目崇拜。他認為，“近年來我們一些學者傾向于將西方經濟現狀和前景描繪成一片光明。這些學者對西方經濟的看法往往比西方國家的學者還要樂觀得多”。我們要相信自己這么多年的探索在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這35年的改革開放，我們沒有走邪路，也沒有走老路，我們在根據實際走自己的正路、新路。對中國來說，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堅持走自己道路的壓艙石。有沒有戰略定力，關鍵在于我們能不能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不能堅持，后果將不堪設想。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一個是“主體地位”，一個是“主導作用”，說得很清楚。我們在根本問題上不能犯顛覆性錯誤，這是個原則問題。
第二，提升國際競爭力。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更多地體現在大企業之間的競爭。美國在世界500強企業的榜單上始終占據首位，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比其GDP總量占世界第一更有價值。一個國家是否在國際上有競爭力，關鍵看其是否有大企業。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必須要有自己的大企業，才能提升自己的國際競爭力。大企業首先要大，有一定體量，當然更要強和優，有相當競爭力。從這些年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情況看，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當然，在日益深化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我國企業的規模依然不夠大，產業集中度依然過低。在國際競爭中，全球主要行業的產業集中度都很高，少數幾家大企業占據產業大部分份額，形成強大國際競爭力。從積極參與全球競爭的目標來看，與國際企業巨頭的實力相比，我國國有企業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加快發展的緊迫性愈發凸顯。
第三，保障國家安全。國有企業是具有特殊使命的企業，堅持國家利益至上，服從國家戰略，切實履行好經濟責任、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立足自身優勢和條件為國家做出貢獻。國企要保障國防安全。最近解密的一大批軍事武器，如航母艦載機殲15、大型運輸機等，都是由國企設計、制造的。國企要保障經濟社會安全。具體看，包括能源安全、糧食安全和信息安全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30多年的快速增長，煤電油運需求量增長了幾十甚至上百倍，但是我們沒有出現大面積的短缺，這得益于國有企業提供的有力保障。絕大部分的原油、天然氣、乙烯等石油化工重要產品，幾乎全部的基礎電信、電力供應、鐵路和公路運輸服務等都是國有企業提供的。不論是價格倒掛，還是節假日休息期間，為了保障市場供應，國有企業干部職工都是加班加點滿負荷運轉。
在歷次自然災害、突發事件救援中，國有企業也都發揮了重大作用。一旦發生災情，電信企業沖上去接通線路，石化企業沖上去保障能源供應，電力企業沖上去搶修電力，所有這些都是不計成本的，都是為了保障社會安全。在2011年利比亞大撤僑時，國資委根據中央部署第一時間成立應急辦公室，調集大規模航空、航運企業力量去接人，成立利比亞四個區塊的前線臨時指揮中心協助指揮所有中資企業撤離。這其中涉及的所有國企，都是不講條件完成任務。用企業自己的話說：“我們是中國的國企，每逢國家和人民有難時，我們總會沖在最前面，寧可犧牲自己，也要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第四，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同志指出：“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十八大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為什么？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分配制。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保證財富分配不向極少數人集中，才能讓創造出來的財富惠及廣大人民。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如此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強調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就是為了保證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保護最廣大人民利益。沒有了共同富裕，也就沒有了社會主義性質。在這其中，國有企業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會帶來很強的“造富”功能，但這種“造富”往往是集中在少數人身上的。比如美國最上層1％人群占有了超過1/5的國民收入和超過1/3的國家財富，在國際金融危機后，這種兩極分化持續拉大，中產階級受到嚴重擠壓，2010年CEO平均年薪與普通工人年薪之比甚至達到243：1。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需要市場效率，我們也要警惕兩極分化。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國有企業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有的只是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國有企業的健康發展，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對于保證持續擴大的中產階級階層，對于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對于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國有企業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整個面貌煥然一新，競爭力、創新力、帶動力、保障力和內在活力越來越強。下一步，要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圍繞布局的戰略化、治理的市場化、競爭的國際化、信息的透明化，進一步深化改革，為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更大貢獻。
（本文章摘自“人民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