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經濟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40年，是中國千千萬萬大中小型企業創新和貢獻的40年。國民共進，就是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經濟最靚麗的一道風景。40年來，民營經濟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40年間，國有企業在深化改革中，不斷地攻堅克難，始終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力軍。
國有企業一直被稱之為共和國的“長子”。它在改革發展中經歷了些什么？筆者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和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多年研究國有企業波瀾起伏的改革發展，感觸頗多。
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幾個階段
放權讓利（1978-1992年）。改革前，無論是在黑龍江的國營農場工作，還是在國營的上海豫園商場和工業企業調研，本人均感到國有企業的優勢不少，企業的自主權卻很小，那時300元以上的設備更新均要上級單位批準。因而改革的第一階段就是“放權讓利”，1979年國務院頒發的《關于擴大國營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是其標志，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從1987年開始逐漸成為主要形式，并通過價格雙軌制等改革走向市場。
產權改革（1993—2002年）。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國光和于祖堯不斷倡導縮小指令性計劃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筆者在1988年第1期《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所發表的《關于劃分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發展階段的基本標志》一文中也較早地提出：“當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真正發育成熟和完善的時候，這種經濟體制實質上是一種新型的計劃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體制。”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促使同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決定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又提出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于是，國有企業進入“產權改革”階段。主要是在國有企業戰略性調整中推行“抓大放小”，中小國有企業基本完成產權多元化改革，承包責任制的大型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化治理。
傳統的國營企業改革為公司制的國有企業，這與經濟學界的研討密切相關。查閱文獻便可得知，最早提出國有企業可以實行股份制公司的有中央黨校副校長蘇星教授，體現在《紅旗》1983年第14期上發表的《試論工業公司》一文中。針對當時社會的激烈論爭，我本人擔任主席的“中國海派經濟論壇”首屆論壇于1995年在上海寶鋼召開，主題就是“產權變革與管理科學”，強調產權清晰不等于私有化產權才清晰，應在政企職能相對分開的基礎上，把國有產權關系從計劃經濟的清晰改革為市場經濟的清晰，同時加強國有企業內外的科學管理，二者不可偏廢。以上海學者為主發起形成的“海派經濟學”的這一改革協調性建言，具有一定影響。
國資監管（2003-2012年）。中共十六大于2002年11月召開，2003年國務院成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制定和實施《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解決了政府多頭管理的弊端，強調建立健全統一管資產與管人、管事統一的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2008年，我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出席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企業業國有資產法》的人大專題討論會并提出修改意見。同年10月頒布此法，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逐步形成了績效較高的“新國有企業”。國家國資委的目標之一，就是“做優做強國有企業，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央企”。
新一輪國企改革（2013年至今）。2013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等，確定了深化國企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有兩項，一是首次把國有企業分成三類：主業處于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商業類、主業處于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商業類、公益類；二是穩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強調重點轉向監管國有資本。根據國務院國資委公布的信息，從產權層面看，截至2017年底，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及各級子企業中，混合所有制戶數占比達到69%，省級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戶數占比達到56%。從所有者權益層面看，2017年底，中央企業所有者權益總額17.62萬億元，其中引入社會資本形成的少數股東權益5.87萬億元，占比33%；省級國有企業所有者權益17.7萬億元，其中少數股東權益超過4.7萬億元，占比26.6%。
40年的改革開放發展過程中，國有企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國有資產總量不斷壯大，有力推動經濟高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年均為9%以上，國有企業功不可沒，尤其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以來，更是發揮了主力軍作用。國有企業幾經磨難，逆境發展。盡管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數由1998年的64747個減少到2016年的19022個，但營業收入則由74916億元增加到417704億元，利潤總額由525億元增加到12324億元。除去金融企業、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和國有自然資源資產之外，2017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183.5萬億元，負債總額118.5萬億元，國有資本及權益總額50.3萬億元。
引領自主創新水平，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觀察世界科技發展走勢，國有企業不斷從“跟跑者”“追趕者”的角色，轉變為“并跑者”“領跑者”的角色，在日漸增多的關鍵核心技術和產業發展方面領先。如寶鋼第三代先進高強鋼生產、華潤微電子技術、中國廣核的第三代核能發電技術、C919大型客機以及航天、高鐵、造橋等科技和產業的迅速發展。
提升國際競爭力，帶動中小企業發展。在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 強排行榜”中，1990年中國只有1家，而到2018年，中國已達120家，美國有126家，日本只有52家。其中，來自中國大陸和中國香港的111家企業中，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就有84家。國有企業在核心科技和戰略產業的大發展，從價格普惠、人才輸送、技術溢出、資本救援等多方面惠及和支持了民營企業。比如，國機集團下屬的科研院有70%的技術是提供給民營企業的；國有企業京東方在平板顯示領域的發展，液晶面板供求變化導致價格大幅下降，拓展了處于產業鏈下游民營企業的利潤空間。
不過，在整個國有企業改革開放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國有企業仍存在著效率不高、品牌影響力不足等問題，需要繼續通過深化改革來加以解決。
新時代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
新時代，必須依照憲法改革發展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才能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憲法第六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條又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當前，要認真學習并充分認識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極端重要性的重要論述。
2015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調研期間強調：堅持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對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做出重要指示：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2016年10月，在全國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堅定不移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2018年9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遼寧考察時說：我們的國有企業要繼續做強做優做大，那種不要國有企業，搞小國有企業的說法、做法是錯誤的、片面的。任何懷疑、唱衰國有企業的思想和言論都是錯誤的。
對此，我認為應該這樣理解：
“頂梁柱”“必須搞好”。2014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深刻指出，我國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2017年12月，在江蘇徐州市考察期間強調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時進一步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
“把實體經濟抓上去”“不能泡沫化”。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調研時指出：國家強大要靠實體經濟，不能泡沫化；2015年7月在同吉林省國有企業職工座談時，他又指出：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我們要向全社會發出明確信息：搞好經濟、搞好企業、搞好國有企業，把實體經濟抓上去。可見，在大中小微的實體經濟發展中，應當貫徹“并舉和重點”相結合的思路，特別是把帶有全局性的國有企業這一實體經濟最重要的載體搞好，才能把整個實體經濟抓上去。如果割裂國有資產的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的關系，照搬某些西方國家的片面做法，主要讓國有資本參股而不控股支柱性和戰略性產業及其企業，盡管也可能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但那樣只管國資而不管國有企業的后果，難免使國家調控國民經濟失去微觀基礎，從而極易形成系統性經濟風險和金融經濟危機。應當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的過程中，同步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
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2016年10月，在全國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使國有企業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成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五個重要力量”。目前，我國已有數十家國有企業進入世界五百強行列，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有企業也日漸增多，但總體上與美國和日本等強國相比，在生產經營集中度、關鍵核心技術和世界名牌等方面尚有相當差距，因而國有企業必須適應我國引領經濟全球化發展、共同塑造國際經濟新秩序和國家經濟安全的新形勢需要，加快培育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和綜合商社。
維護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從經濟學原理和法律上分析，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的終極所有權或產權屬于全國人民，因而屬于全民所有制的性質。為了維護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需要，人民代表大會每年聽取和審議同級政府關于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狀況的體制機制，完全符合全民所有制的性質和客觀要求，也可以督察因某些決策失誤而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
應該廓清的幾種誤論
誤論一，所謂國有企業屬于要削弱甚至消除的壟斷企業。
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壟斷”本身是一個中性詞匯，與所有制無關。縱觀世界各國和我國的反壟斷法，都沒有把生產經營集中度較高的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稱之為壟斷企業，而只反對價格聯盟、捆綁銷售等生產經營上的壟斷行為，并不反對經濟全球化格局下的生產經營較高集中度。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經濟強國，均有生產經營集中度很高的多家私有“壟斷企業”（新加坡唯一超大型的企業就是國有制的淡馬錫公司），一般大中小企業實際上是無法進入這些領域的，因而形成少數大公司與眾多中小企業并存的現代企業組織結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企業組織結構，不應都是一般的大中小企業，而是既有特大型國有企業、又有眾多大、中、小微企業（絕大多數是集體或合作或私有的企業）并存的現代企業組織框架。那種不反對中外私有企業、而只反對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生產經營集中度較高，是不符合現代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競爭所要求的企業組織格局的；那種所謂中國國有企業干擾全球資源配置和國際貿易的輿論指責，是不客觀的。
誤論二，所謂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引入的非公資本越多越好。
這種觀點不符合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實現“三個有利于”的重要論述，即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是要單純縮減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的占比和總量。國有企業是要以混改為契機，更好實現國有資本有進有退，進一步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同時以混改為契機開展綜合性改革，加強改革聯動，完善機制強化激勵，實現混改企業經營效率提高、實現高質量發展，而不是把國有企業改小改少。
誤論三，所謂“國進民退”。
這是不存在的。不僅統計資料證明，最近幾十年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占比不斷縮小，民營經濟占比的“56789” （即民營經濟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占比超過50%；GDP和固定資產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占比均超過60%；企業技術創新和新產品占比超過70%；城鎮就業占比超過了80%；對新增就業的占比貢獻超過90%）也是證明。一些民營企業家也說出了這一事實。全球最大的汽車玻璃專業供應商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近日講：如果“國進民退”存在的話，我認為這是國資被動的行為。國資企業本身沒有權力做出這個決定，是地方政府為了拯救這些民營企業，讓國資出手把這些企業先收下來，國企不聽不行，必須執行，這是“國進民退”真正的真相。
對此，還是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講得好：我國公有制經濟是長期以來在國家發展歷程中形成的，積累了大量財富，這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財富，必須保管好、使用好、發展好，讓其不斷保值升值，決不能讓大量國有資產閑置了、流失了、浪費了。……同時，我們強調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